年度工作報告（2020/07）訪談全文

被捕手足還柙心聲

截至三月，警方在反修例的各區示威活動拘捕逾7500人，直至今年6月已落案控告逾1500人，現時約有70多人不獲保釋，需即時還柙。

阿牛（化名）是其中一位首次上庭，即時還押的「手足」。一個多月後，法庭再次處理他的保釋申請，以逾數十萬的保釋金、每日警署報到以及宵禁等條件保釋外出。縱然他從踏上街頭一刻已經做好萬全的準備，但面對即時還柙，令他失去人身自由，長期的審訊帶來的龐大的財政和心理壓力。

這場持久戰，他一直咬緊牙關，見步行步，但絕不後悔。

最大的恐懼是「被當condom」

阿牛上庭當晚，有人在網上號召了「旁聽師」，他聽說這是過往反修例法庭案件聲援中最多人旁聽的一次。 當晚宣布即時還柙後，阿牛登上囚車，準備前往收押所。在法庭停車場的出口外， 旁聽的人就把囚車緊緊包圍，大叫口號，有人拍打車窗說「手足，撐住啊！」。每一句激勵的說話，打進他的心坎，一直處之泰然的他不禁留下男兒淚。 「感動是因為我從來沒有預計到有這麼多人， 包圍到囚車停了數分鐘， 很誇張。我可以一直堅強是因為所有事情都是有心理準備，但這種支持是聲援是意料之外。」

雖說被捕還是上庭時已做好最壞打算，但宣布還柙一刻，依舊是無減沉重的感覺，「要面對的是另外一個世界，無論多堅強都有全部歸零的感覺」。當感覺「孤立無援」，一車窗之隔，竟感受到有人同行和陪伴，讓他頓時知道沒有被當成用完即棄的「condom（安全套）」。「香港人很善忘記，一來我們害怕被遺忘。我們也害怕被唾棄。或許我們很暴力、手法很極端，但若同路人都唾棄我們做的事情，那麼我們一切便沒有意義。 」

堅強的阿牛笑言：「所以送囚車真的很重要。」

牆內時光 悲喜參半

感動過去，殘酷的現實當前。在收押所的第一個晚上，他徹夜難眠。四周沒有時鐘，牆外透入的光線，知道日出日落。 首個在收押所的星期，一生首次與世隔絕每天也只能見家人15分鐘和沒有網絡的世界都為讓他「心理壓力很大」。

他最難以忘懷的是獄中高牆的膳食：「首個星期我都是靠白飯過活。」周一和周三是豬菜和豬瓜，周二和周四魚是菜魚瓜，周三比較好就會有小碗中有牛肉。 「米都是硬的，瓜和菜有沙，魚沒有多少只有骨，肉都是薄切。」 過著非人生活，內心滴答滴答倒數時光過去，暗想這些日子何時了？

後來因認識同樣在收押所內的「手足」，他得悉申請獄中的各種福利和「私家飯」。根據香港法例 234A 章 192 條，候審的囚犯可收受由持有合法牌照食物供應商提供的私人膳食，俗稱「私家飯」。雖然「私家飯」的價錢相對較高，但阿牛說「可以吃私飯好重要」。他記得一位坐在他旁邊已還押半年的候審犯，第一次吃「私飯」是一碗餐蛋面， 邊吃邊流淚，抬高頭對他說：「條腸仔真的很好吃。」

除了食物質素提高，由於吃私飯的人因管理原因都是被編往「同一期數」，即是吃飯時間以外的時間都會在同一個生活空間。不少收押所內的「手足」由於一同申請私飯，在收押所內便可一起生活。他們聚在一起有時聊家人與朋友，有時談談抗爭去過日子，苦中作樂。「這個十分重要，因為有一班的手足去互相支撐，沒有那麼孤單。」

第二次上庭前，阿牛從來沒有想過能過「重見天日」，「我走的時候還和一同私飯期數的手足說：『不要把我的飯菜全吃了，留一杯凍檸茶給我』。」最後，法官以數十萬的保釋金、每日警署報到以及宵禁等條件批准他的保釋申請。自由雖無價，但他坦言對比其他案件，自己的「身價很貴」。

從被捕時候的律師，到收押所中「私飯」、家人探訪的交通費，甚至是龐大的保釋金，談的都是「錢」。這些開支不是一個普通收入的家庭能夠負擔得起。阿牛說，612基金的人道支援減輕了被捕者少的財政壓力。

審訊當前， 樂觀嗎？ 他說誰都不知道審訊結果如何，唯有持續觀望，但唯一可以肯定的，就是「絕不後悔」。

保釋義工心聲

去年的反修例活動踏入秋、冬，警方每次大圍捕，人數以百，甚至以數百人計，被告者控非法集結，或突然改控《暴動罪》。每次大圍捕，家屬往醫院、警署東往西跑，確認子女被捕，惶惶恐恐等待子女的罪名，亦擔心子女在警署遭虐打或性侵。

阿思（化名）半年來義務協助被捕家屬，在被捕過程中提供多方面的協助。在協助期間，阿思見到被捕者遭受種種不公平的待遇，有被捕者出來更是傷痕累累，身心受損。她坦言，每次見到數百名家屬在等候，子女被拘禁的三十多小時，「家屬的等侍是最煎熬的」。

警署「彈性」處理 折磨家屬

2020年香港的集會大多不獲警方發「不反對通知書」，警方以疫情為由，藉政府臨時頒布的「限聚令」打擊集會自由。每次大圍捕的數目以百計，在警署門外等候的家屬多達數百人。阿思大半年前開始協助被捕者家屬，從TG 發出的相片確認被捕者的身份，等待警署內公布的被捕者名單。協助的日子久了，累積了經驗，就算警方不公布消息，阿思大概知道被捕者是去了醫院，還是警署；如果即日還柙明日提堂，被告會去是哪個法庭。

阿思形容家屬當中忐忑不安有二種：「他們擔心子女被控《暴動罪》，更害怕的是子女被虐打。一次，大班女仔在修頓被捕，去到警署，家屬一臉擔心跟我說：『會唔會有事㗎』。言談之間，我感受到家屬怕女兒被性侵。」由被捕者失聯那一刻開始，阿思認為「家屬的等侍是最煎熬。」

家屬在警署外被折磨的程度視乎警署的做法，阿思慨嘆：「警署每次的做法不一。」警方不但遲遲不發放被捕者的名單，被告要求見律師，今日的警方會諸多借口：「今日太多人」、「未做晒程序」，讓律師在警署乾等一整天。阿思指，現時被告可以見律師的時間有時等待長達30小時，拖至保釋程序，警方才讓律師進去，要不眠不休的律師苦苦等候。遇到此情況，被告的律師為了盡快見到被告，也不再堅持進入口供房，被捕者的律師告訴阿思原委：「已開始保釋程序，如果我堅持，我便會更晚見到當事人，我寧願保釋後出來加『錄影口供』。」

突改控《暴動罪》 家屬情緒崩潰

警署的這度「官門」有入無出，有時更不讓家屬進入。阿思為了替家屬在警署內更快收集消息，她有時只帶兩、三塊麪包進入警署裹腹。縱使肚子咕轆咕轆的響，有時不忍警署內的家屬捱餓，將最後一塊的麪包遞到家屬手上。

家屬等候三十多小時，只盼望見子女一面，阿思說最難過的場面是律政司突然改控《暴動罪》，即時還柙，家屬頃刻間難以接受事實，有些跟子女政見不同的父母在警署外嚎哭不止。阿思憶述，一次大圍捕的被捕者大多是18歲以下的青少年，她已收到消息，少年被捕者已進入保釋的程序，家屬已獲通知帶領的保釋金，怎料一個又一個家屬進入警署內領子女，出來的只有家長。

一名家長神情呆滯，晃著空空軀殻跟阿思說：「保釋不到，現在兒子是被告《暴動罪》，明天上庭……」自言性格堅強阿思也紅了眼，她說整個加控的過程連律師也蒙在鼓裡，律師立即要求見人。

當下眼前近百人站在警署外，起初幾十人的名單被控《暴動罪》，之後名單竟加控到將近一百人！家屬如何盼也盼不到子女出來，阿思在警署門外逐一安撫百名家屬，遞紙巾，互相拍肩勉勵，有家屬直言情緒陷崩潰，需要心理輔導員。

被捕者的創傷

阿思每次等候被捕者從警署出來，也向他們詢問警署內的情況，在警署露天停車場寒風凜凜下集體「訓企」乾等是等閒事，有被捕者告訴阿思有人在警署內「因為還口，畀人打到豬頭」。阿思留意到，被捕者在警署內身心受損，11月12日接一名少年被捕者出來，他一出來失控抱頭痛哭，「我知道早上發生什麼事，（西灣河）開槍之後成間警署掌聲如雷。」阿思見到鼻酸，「一個男人在我面前放聲痛哭，好傷心，好心痛⋯⋯。」

被捕之後，家屬和被捕者在風雨飄搖的日子，需要更多的情緒支援，阿思希望在無助之中，伸出援手。

612右眼受傷的老師 不能一切如常 為公義站出來

一名通識科老師，立志作育英才，秉承持平中立教授下一代。2019年6月12日，一槍改變了楊子俊的命運。站在現場的他突然被一槍轟中右眼，眼前一片模糊，右眼紅腫滲血，他當時坐在路壆無助地發出求救：「我中了槍，相信是橡膠子彈，完全看不到東西。」

一年後過去，楊子俊的右眼視力只餘2.5%，他決定控告警方，追究引致他受傷的責任。作為社會運動的傷者，楊說要好好利用「傷者」的身份，站出來指控警暴，「不應該由年輕人承受，我相信做的是對，更應該出來指證。」

右眼之傷無阻教育

當我們手掩單眼看東西，是否一切如常？

右眼受傷後的楊子俊表面如常人，實際上他右眼視力只餘2.5%，醫生告訴他不會回復以前的視力。「醫生如建議他不要戴右眼眼罩，因為戴了只會視力減到零，因此我沒有戴『獨眼龍』的眼罩，好似平常人咁，多謝醫生技術好⋯⋯。」右眼視力大減，楊子俊依然樂觀。

楊的父母擔心他的傷勢，他更擔心父母憂心，「在父母面前，這一年我裝作如常，幸好，父母不看新聞，我告訴他們，右眼已康復。」未滿30歲的楊子俊，在這一年在父母面前說不少「善意的謊言」，唯獨不掩飾自己的政治取向。

7月接受右眼手術後，楊子俊很快回到校園工作，做好通識老師的本份。楊子俊坦言，老師和抗爭者兩個角色有它的拉扯，但老師在課室須秉持中立持平，向學生拋出不同的角度，「我會向學生解釋警方執法的理由，他們的暴力是建基於『管理示威活動』，當示威者的武力向到Level 2，警方便會提升武力。學生聽了這樣硬繃繃的陳述，學生都笑了⋯⋯。」

課室一切如常，學校內外的楊老師都為年輕人著想：「制度的改革，是我們的責任 。不應該是中學生出來，他們應該是無憂無慮的讀書。法律刑責、受傷都不應該由年輕人承受。」楊子俊輕托眼鏡說。

最絕望、最激奮的季節

受傷後的楊子俊，在抗爭的季節半年徘徊在冷靜與熱情之間。6月12日傷了右眼，他一度懷疑自己：「我是否太激，做老師一般是中立持平，是否破壞了老師名譽？」6月16日200萬＋1的遊行每句「沒有暴徒 只有暴政」口號，都震撼楊子俊的心坎。「我是一個幸運兒，是首批被告《暴動罪》，得到很多幫助。聽到這些口號，好感動，這令我相信我做的是對的，至少有100萬人支持我。」

7月右眼開始接受治療，醫生給他其中一個眼部治療，是在眼球注入氣泡，頂住眼球的黃斑區，醫生要求楊子俊控制眼球24小時朝90度向下望。他伏在病床看著盛夏最激烈的抗爭，隔住螢幕看著現場煙火不斷，「痛恨自己好廢，只可以趴喺度睇直播。」

傷感片刻，自言「目標為本」的楊子俊覺得「問題未解決，不容有太多的情緒」，他很快振作起來，思考自己在抗爭的角色，甚至決定站出來控告政府。「既然我相信香港要有一個民主的社會，相信要有『五大訴求』，如果我自傷自憐，是不能達到目的。我想有一種向前走的感覺，一點一滴做，不問成果的做。」楊子俊開始衝破「老師」職業枷鎖，亦不怕來自建制派瘋狂的投訴，在FB分享受傷經歷以及《暴動罪》的基本法律資料。

運動受傷的青年

作為一個運動中的傷者，楊子俊比以前更關心在這場運動身心受損的香港人。他發現不少人在現場受傷了，不敢即時求醫，遲了數天才到醫院，傷者生怕醫管局將受傷名單交給警方，亦有很多抗爭者或沒有到現場的年輕人都有或多或少的創傷後遺症，但不敢求診。

「有些年輕人的家長是藍絲，年輕人月則想抗爭，社會的撕裂連繫到家庭，這些青年的抑悶積壓在心，影響情緒，甚至應該要向精神科求助。」楊老師聽到很多受情緒困擾的青年，有人願意求診，亦有年輕人不願意向人傾訴，楊老師認為運動之後要向身心受損的香港人提供更多的援助。

追求公義

堅持向警方追究失去右眼視力的責任，因為楊老師深信警方有責任展示號碼，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。楊老師認為之後的角色，是用實際的方法尋找公義，作為公民在極權之下更加堅持理念。

「眼前社會有很多問題，我看不到制度不改，會有改變的一天。打從『反修例』開始，這種『End Game』的絕望感是由成年人蔓延給年輕人。作為成年人，我更應該向前走，作出小的改變。」

疫情之下，改了Home Office 的楊老師瘋狂改卷，單起眼凝視電腦，批改學生的對與錯。夜闌人靜，他發明了用一塊黑布蓋著右邊眼鏡，集中視線看電腦，將文字放大至200%，當身體習慣了傷勢，楊老師說工作其實一切如常，只是在面對暴政，心態上不不能一切如常，要一步一步走下去。

6月12日，楊老師失去右眼視力，但不失爭取公義的心。